关于CEO（chief executive officer，首席执行官）个人特征的研究过多或者过于琐碎，以至于有猎奇或八卦之嫌，这虽然看似一个财务会计领域的具体问题，但其实是一个更具一般性的问题。针对此现象，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相关学科的研究品味有没有出现问题？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目前学界的研究品味出了什么问题？第二，应该如何定义研究品味？具体来说，我们关注的研究品味应该是谁的研究品味，是研究者个人的研究品味，还是存在某个社会总体层级的研究品味？第三，如果上面定义的研究品味出现了问题，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第四，如果研究品味出现了问题，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解决相应的问题？

大家可能多多少少地认为经管类包括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出现了问题，如研究问题扎堆现象多，研究项目琐碎，以及研究过程中过于关注技术工具的复杂性和新颖性，很多文章只强调技术工具的使用和技术细节，研究的问题缺乏思想性。

为了更清楚地讨论研究品味的问题，我先将研究品味概括成两个维度：一个是研究项目的新颖性，对一个问题的猎奇探索就有新颖性，如脸宽对业绩的影响；另一个是重要性，包括对学科发展的重要性和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基于此，研究品味可以视为某种新颖性和重要性的组合，对应两种特征的不同水平和比例。这样，就可以初步总结说，很多人认为现在大量的研究项目之品味存在这样的问题：过于关注新颖性，但是重要性不足。

可见，我们对研究品味的关心其实是关注最终产生的研究项目具有什么样的特征组合，即这一研究项目中新颖性和重要性的组合。

已经成型的典型研究项目的品味取决于两个阶段的决策过程：第一阶段涉及研究者进行研究项目选择时所面临的生产函数，以及社会对研究项目评价时所依据的偏好函数；第二阶段则需要通过上面两组函数之间的交互作用来完成，表现在图1中，即研究者的生产可能性曲线（production possibility frontier curves，即图1中的实线）与社会的无差异曲线（indifference curves，即图1中的虚线）的切点，决定研究者最终的项目风格，也即研究品味的选择。

因此，针对研究项目存在两个阶段的三种品味，分别对应：①个体研究者的品味；②社会对研究的品味；③研究者和社会共同选择得到的、实际发生的研究项目的品味。其中的①和②是第一阶段，即过程中的品味，而③对应的是第二阶段，即实现了的研究品味。

我们需要明确到底是哪个阶段的哪种品味出现了问题，而从上面的讨论可以得出结论，多数人的抱怨应该是针对第二阶段中研究者和社会共同选择得到的研究项目的品味，也即实际进行的各项项目，往往存在重要性不足和过于关注新颖性（或技术性）的问题。

一方面，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生产可能性曲线？第一，数据可得性大幅提高，这是与之前相比决定性的差别：现在我们拥有了海量数据，原来不易找到的很多信息现在很容易获取，例如，脸宽、各种基因的指标及其他个人特征指标；第二，计算能力大幅提高，使得计算成本显著下降，对海量数据的处理速度极快，也令很多前沿数据分析方法的使用成为可能。上面两种变化使得研究者的生产可能性曲线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图1中变得更加陡峭），新颖性对应的成本显著下降。而给定有限的时间资源，如果将时间更多地放在研究新颖的命题上，那么放在重要性方面的精力必然会下降。

另一方面，社会偏好也即社会的无差异曲线同时发生了快速变化，原因可能是社会经济目标的快速变化，或者对高速度、高排名的强烈偏好，而科技的快速发展及带来的信息爆炸可能会进一步导致这样的变化和偏好，对应图1中更加扁平的无差异曲线。

初始状态：可能性曲线是ppf，无差异曲线是uu，那么相切的交点是a，最终在研究者和社会共同作用之下选择出的是一个重要性比较高、新颖性比较低的典型研究项目，这可以基本反映几十年前的社会均衡结果。

生产可能性曲线变化：如果无差异曲线保持不变，仍然是uu，而生产可能性曲线由ppf变化为ppf′，那么相切的交点就会由a点移动到b点。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需求并未改变，即社会对研究品味的偏好不变，但生产可能性曲线的变化，即研究者的品味变化，带来了社会均衡的变动，导致研究项目的新颖性提高、重要性降低。

无差异曲线变化：社会偏好由uu变成了u′u′，此时，交点会由b点进一步移动到c点，对应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即研究项目的新颖性很强，但是重要性不足。

可见，从a点到c点的变化是对研究项目品味的需求和供给共同变化带来的均衡结果。

基于上面的分析，至少应该有两个角度的解决方法：一是社会偏好的调整，这涉及社会对研究项目的评价体系调整；二是研究者个人的偏好调整，涉及学者的研究能力调整。

从社会偏好角度来看，应该让更重要的论文在论文评审和发表的过程中得到更高的评价。首先涉及什么是重要的论文、哪些才算重要的研究问题。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思考。一是内生因素和外生因素的比较：例如，关于CEO特征的研究，内生的特征是在不同的环境影响下习得的，而外生的特征则是天生的，即生来如此。那么，这两种特征的研究到底哪个更重要？如果我们觉得政策重要的话，就可能会认为内生的因素更为重要，也即从外界环境中习得的这些特征的相关研究更重要。但这类文章需要注意把其中的影响机理讲清楚。二是一般性和特殊性的比较：仍以CEO的某个特征为例，一般性是指虽然当前的研究是针对这个特征进行的，但实际上研究的是更一般性的问题，如关于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在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的讨论。

如果这类关于个体特征的研究是对行为和机理的一般性解释，则可能又对学科推进的一般性的贡献，那么这类研究的开展是没有问题的。例如，经济学中，20世纪90年代有学者开始研究人的相貌对收入的影响，但要研究的根本问题其实是社会歧视问题（Biddle and Hamermesh 1998），而在美国，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劳动市场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如果可以证明相貌不佳的人也会被歧视，那么为何这些相貌不佳的人就不需要受到保护，而某些性别或者某些种族的人却需要受到保护？可见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公共政策的讨论，我们不能说这样的问题不重要。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研究，更多的是从数据中发现一个可能新奇的现象，但研究者往往对其所研究问题的一般性贡献缺乏足够的思考。

再来讨论社会对研究项目的偏好，如果我们都同意目前一些研究项目对研究问题的重要性关注不够，那么一个直接的解决途径就是增加社会偏好中对重要性的关注度。编辑和审稿人要在各种场合倡导什么样的研究是重要的，要让这些研究更容易发表，让审稿人更愿意给这样的文章提出正面的审稿意见。研究成果的评价体系也不应该仅仅强调学术论文，还应该重视市场需求的重要性。研究成果是否重要，并不仅仅取决于几位期刊评审专家的意见，还应该经受市场需求的检验。对于经管类研究，市场的检验才是更重要的。

改进研究品味选择的另外一个途径是通过影响研究者的生产可能性曲线。我认为可以从两个方向推进，一个方向是研究领域的拓展，新领域和交叉领域一直都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例如，当前大数据和互联网时代出现了大量的、重要的新问题，包括是否需要对一些相关的产品进行保护？是否需要制定和实施相关的规制？法学界的学者有自己的思考，但他们在很多领域都有与经管类研究人员进行合作的需求。另一个推进研究品味变化的可能方向则是研究者能力的提高与改进。前面讲到，大数据和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发展使得新颖性问题的研究成本降低。但随着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已有技术应用的深入发展，对重要研究问题的持续关注也将会更多地从技术进步中受益。而关注重要研究方向的研究者也可以通过提高自身对新技术、新数据的运用能力，来降低重要问题的研究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