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1978~2018年，我国人均名义GDP从229美元增加到9769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9.8%；自2010年起，我国GDP总量一直稳居世界第2位。然而，与GDP总量名列前茅不同的是，在创新能力上，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仍存在较为明显的差距：根据康奈尔大学、英士国际商学院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2014~2018年，在创新能力上，名列前茅的是瑞士、荷兰、瑞典、英国、新加坡、美国、芬兰、丹麦等发达国家，而我国的排名则在第17~29名。

国家创新能力的差异是微观公司创新能力差异的宏观表现。North（1990）和Williamson（2000）的制度理论认为，制度环境所确定的经济激励会引导个人和组织的选择，公司行为主要受制于制度环境。因此，公司创新能力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在于公司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会有不一样的创新激励。地区腐败程度是制度环境的一个重要维度。在腐败程度高的环境中，关系文化盛行，资源有限的公司经营者不得不将更多精力和资源花费在关系建设（例如建立政治关联）上，该类活动可能属于会导致腐败的寻租性活动，相应地公司经营者对创新这样的生产性活动的投入就会明显减少。因此，地区腐败可能会降低公司对创新投入的意愿。

2012年11月8日，党的十八大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新一届领导集体上任之后开展了大规模的反腐败活动。这次反腐败活动实施的反腐败政策具有事前不可预测、影响巨大的特点（王茂斌和孔东民 2016）。本文以这一强势的反腐败政策实施为背景，从地区关系文化的视角考察反腐败政策冲击对公司创新行为的影响。

本文使用叶文平等（2016）的“地区关系文化强度”衡量“地区腐败程度”，将上市公司划分为处理组和控制组（即“高腐败地区”上市公司和“低腐败地区”上市公司），通过双重差分法考察反腐败政策冲击对公司创新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低腐败地区”上市公司，“高腐败地区”上市公司在反腐败政策实施后，其创新投入强度和产出有更为明显的提高。

可见，反腐败政策冲击对公司创新活动的增强具有明显的激励效应。原因在于，高腐败地区的公司将有限的资源侧重于对外的关系建设（如建立政治关联），这类活动可能属于会导致腐败的寻租性活动，相应地公司会减少对内的创新活动，而反腐败政策冲击极大地改善了营商环境，使得公司对关系的强依赖特征有明显的降低，能够将更多的资源配置到创新这样的生产性活动之中。

异质性分析表明：① 这种激励效应主要存在于国有公司及正式制度相对更为完善的地区。可见，反腐败政策冲击使国有公司面临更多的市场规则下的竞争，创新压力更大，从而其创新活动的增加会更加明显。② 反腐败政策冲击对公司创新的激励效应是条件依存的，在正式制度完善程度较高的地区反映得比较明显。其背后的原因在于，这些地区的公司有着相对良好的创新环境、相对较低的创新风险和较具吸引力的创新回报，进而强化了这些地区公司的创新意愿和创新活动。

现有文献通过我国官员落马的场景或中共十八大的反腐败政策冲击考察了反腐败的经济后果，包括市场反应（Zhou，2017）、投资支出和投资效率（金宇超等 2016， Pan and Tian 2017）、会计信息质量（Fan et al. 2014，王茂斌和孔东民 2016）、公司市场绩效（王茂斌和孔东民 2016，钟覃琳等，2016）、经济增长（汪锋等 2018）等多个方面。本文从公司创新（包括投入与产出等）方面丰富了反腐败政策经济后果的研究文献。

如何度量腐败程度一直是现有文献的难题。本文使用叶文平等（ 2016）的“地区关系文化强度”度量“地区腐败程度”，同时考虑了公司在关系文化活动中的费用和时间支出，是对“地区腐败程度”度量方法的尝试与拓展。

此外，本文还在研究对象（同时考察了创新投入和产出）、样本选择（以“制造业”和“信息技术行业”为样本，且以前后三年的数据作对比）、异质性分析（产权性质是国有还是民营，以及正式制度的完善程度）等方面丰富了研究内容。

在反腐败问题上，现有研究有两种对立观点：一种是“反腐有害论”，认为腐败可以减少官僚主义和降低运营成本，进而提升公司绩效和促进经济增长，属于驱使经济车轮向前的“润滑剂”（Wang and You，2012）；另一种是“反腐有利论”，认为腐败增加了交易成本和阻碍公司投资，以致资源无法得到有效配置，进而损害经济增长，属于阻碍经济车轮向前的“沙子”（Mauro 1995，Bertrand et al. 2007，Cai et al. 2011）。本文在反腐败政策背景下考察反腐败政策冲击对公司创新的影响，发现反腐败政策使得上市公司的创新投入强度及其产出有明显提高，表明反腐败政策使得公司将有限的资源更加专注于创新这样的生产性活动，进而为“反腐有利论”提供了经验证据的支持。

创新是公司建立竞争优势的关键，也是宏观经济增长的不竭动力（Solow 1956， Romer 1990，Hall et al. 2005，Kogan et al. 2017，龙小宁 2018）。在我国经济增速换挡和转型升级的新常态下，如何进一步激发公司创新能力变得尤为重要与迫切。本文研究结果表明，反腐败与正式制度的完善对于激励公司创新行为有重要作用。这提醒我们，反腐败政策冲击固然重要，但如何将其正面效应通过正式的制度建设予以固化，提升正式制度的完善程度，进而通过长期而艰巨的努力，在非正式的制度层面实现文化基因的根本改变，还有很多工作要做。